“红旗当年之所以起家，有两个目的，一是出于国家信息安全的考虑，我们国家需要这样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，而操作系统又是整个国家软件产业的基石；另一原因是，国家出于经济目的，也是出于反垄断的需要。要不然只能在WINDOWS平台上进行软件开发，价格实在高昂。”中科红旗代理总裁赵晓亮对于红旗的起源有着清楚的回忆。
脱胎于中科院软件所的中科红旗成立于2000年下半年。不过，这个曾受尽关爱的“宠儿”，目前面临的处境似乎并不美好。
“去年，国家终于清醒过来，下定决心，以后绝对再也不往企业、科研院校投钱，我认为这是正确的。”被誉为“中国LINUX之父”的袁萌教授告诉记者。一年前，他曾有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头衔——中科红旗总工程师。
此前，中科红旗是少数几个在LINUX方向曾得到国家大力扶持的企业。
中国模式VS印度模式
相比中国政府在软件产业上的鸿图大志，印度是个有趣的例子。
“印度是公认的软件业强国，但有趣的是，它从来没有对基础研究提供任何扶持。我研究印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看见它的软件发展纲要。像中国这样，政府拟一个发展计划，拨款对某项技术做出专门投入，在印度是不可想象的。”毕博副总裁陈玲生告诉记者。
他分析，印度软件产业政策总体是成功的，它刺激了印度软件业的快速膨胀和发展。但是，印度更多的支持决策是体现在软件服务与信息服务上，为软件企业十年内免营业税，免进、出口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政策，等等措施，为印度软件业的研发和开拓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巨大潜力。
从另一方面说，这也是印度“迫不得已”、“出于无奈”的选择。
“相对来说，印度的国内市场比中国小很多，总体也落后，它的人口近10亿，GDP只有我们的45％，基础设施和硬件条件不行。但是这些反倒促使了它软件产业，尤其是外包领域的蓬勃发展。因为搞软件，无非就是一栋房子、几个人，再配几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就行了，印度人英语又比较好，投资非常少。”陈说。
而在中国，实际上国产操作系统的开发从“七五”（1986年－1990年）就开始了。当时中科院软件所、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及上海交大受命解决Unix操作系统国产化的问题了。
袁萌认为，中国软件产业要发展，在软件和芯片中，最基本的是操作系统和CPU.如果这二项技术不能自主，信息安全没有保障，产业发展也没有主动权。
“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，现在是WINDOWS一统天下，这是个危险的独木桥。1996年之前，我们先后花了7000多万搞研发，没任何作用。1996年后，大家认为LINUX发展势头比较好，甲骨文、IBM等国际大公司都先后表态支持这一技术，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借机可以利用LINUX发展一套我们国家自己的软件，掌握IT产业的主动权。”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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